这样一来，皇权衰微，也就阻碍了领导中心的全面建立；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，所以，东晋的的北伐如祖逖、褚裒、殷浩、谢万、谢玄北伐时，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，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，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。
  说起来，最可惜的，也就是祖逖了，小时候，萧统就是听着闻鸡起舞的故事长大的，而中流击辑更是天下热血男儿的梦想。只可惜祖逖北伐，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。可是就是这样，这个华夏天神一般地国士，依然*着两只拳头一双脚。愣是自己打出了一片天，很快就在河南淮北站稳了脚跟，募兵十余万，威震海内。
  只恨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，正欲趁势过河，驱逐胡虏时，昏聩的司马睿就下来摘桃子了，马上就派戴渊前往节制。祖逖想到自己“已翦荆棘。收河南地，而戴渊雍容，一旦来统之，意甚怏怏；又闻王敦与刘隗、刁协构隙，将有内难，知大功不遂。感激发病。”一代天骄，壮志未酬，不久病死，北伐事业前功尽弃。
  没过多久，又有人动了光复中华，封狼居胥的念头，这就是褚裒。这一次褚裒北伐，也算是军容甚盛，甲兵甚壮，“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”。而光禄大夫蔡谟则“独调所亲曰：胡灭诚为大庆，然恐更贻朝廷之忧。”果不其然，王谢等大族，根本不愿意看见褚裒肇立大功，因此事事掣肘，最终褚裒也没落到好来，北伐也就草草收场更为可恨的是。原本最神圣。最具有感召力地北伐，有时候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。萧统幼时读书。曾对殷浩恨得是牙痒痒。话说，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。而且，殷浩北伐时，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：“今军破于外，资竭于内，保淮之志，非所复及。莫若还保长江，督将各复旧镇。自长江以外，羁靡而已。”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。殷浩北伐失败后，桓温趁机反击，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，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。如此国之大事，居然沦为权臣内斗之法，岂非中华之悲哉？
  接下来，就是一个让萧统爱恨交加的人物了，众所周知的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。但桓温北伐地用意，并不全在收复北方。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，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，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。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。桓温长期专擅上游，遥制朝廷，虽王、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。
  好容易，在耗时间里，王谢终于等到桓温烟气，苻坚败北的那一天，这一次，谢家也按柰不住了，谢玄北伐时，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，这正是永嘉乱后光复中原地千载难逢之机，此时北方已经一片混乱，正是无主之时，而北府军战无不胜，谢玄勇冠三军，按说当一鼓而下，克复旧都，但此时，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“内藩朝廷”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。
  好容易，在平定孙恩卢循，干掉诸葛长民和刘毅后，寒门出身的刘裕也走上了前台，不过，刘裕北伐时，至少算是事权归一，受到的牵制较少。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，他最终的目地是要造宋代晋。刘裕出身次等士族。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，以一个次等士族，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，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，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地主要政治问题。所以，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，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。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。
  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。但是，尽管他平定了桓玄、卢循、谯纵，消灭了南燕、后秦，武功卓著，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地。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，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。所以，他在刚刚击灭后秦、北伐功业如日中天之时，听到他地重要谋士、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，感到“根本无托”，遂从长安仓促东归，致使关中旋得旋失，没于赫连夏。在他死后，北魏趁丧南侵，河南又没于北魏。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地南北关系。
  本来，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、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，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，至少，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，无奈他精明，可是王修狭隘，王镇恶不会做人，刘义真无能，白白把果子给了赫连勃勃。
  第一百一十章 北伐（3）
  接下来，自然就是被辛稼轩形容为“元嘉草草”的刘宋北伐了，说起来，两个政权的国号甚至相同，所处形势也相近，很有参考意义。
  刘宋时期，皇权得到极大的加强，就像如今的萧统一样，应该说，南宋之时，起初时候皇权也很是弱小，岳飞等人固然是民族英雄，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也是军头，尤其是刘光世和张俊，如果不加裁撤，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藩镇。因此，赵构制造诸多事端，尤其是拿岳飞开刀，固然是自毁长城，可是在当时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，也有赵构自身无奈之考量。
  而萧统初来之时，恰好是小朝廷风雨飘摇之时，而山海战一役，萧统便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威望，同时迁往台岛以后，原本的许多势力都失去了乡土之根基，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开始，这也给萧统集权提供了机会，加上张陆二人尚算忠心，萧统又及时构建了自己的力量，外部形势也一直很紧张，客观条件也逼迫宋廷上下团结一心，共御外侮，而此时的领导中心，无疑也必须是天子！
  刘义隆北伐时，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，但此时“华夷观念”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。自刘裕代晋，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。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，已是置关中于不顾；削弱豫州（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、北两部，南重而北轻）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；刘义隆北伐，遣使告魏主“今当修复旧境，不关河北。”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！萧统每每读史到此处，未尝不扼腕叹息！
  只图河南，不问河北，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，这无异于自降气势，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义的正当性，而遣使北魏。则又一改东晋时期“不与刘、石通使”地立场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晋宋之际，“华夷观念”已出现一种不利于光复而有利于偏安，不利于统一而有利于分裂的微妙的变化。对于“华夷”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，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、统一天下的意思。
  回到本朝。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地猜忌、不信任而受到牵制。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，甚至不惜自毁长城，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。
  而如果细究起源，可以发现上述北伐史实，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。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，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地弱点。(奇*书*网^.^整*理*提*供)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、被迫迁徙的产物，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。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。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。
  再回到当年。桓温北伐收复洛阳，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虽然众所周知，桓温北伐有很大的私心，不过因势利导，变坏事为好事。也是为政者必须的素质，而桓温北伐，固然是为了自己篡位建立功业，树立威望。打造舆论，可是如果形势允许，光复中原地不世之功，桓温想来也不会拒绝。
  于是乎，桓温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，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，本来桓温也是做好了几手准备。如果朝廷。真的敢因势利导，宣布还都。那么桓温也自然会顺水推舟，率军继续北上，一举光复。
  可是，桓温的一丝丝侥幸，还是没有得逞。朝臣们以“北土萧条，人情疑怯”，不乐北迁。这时孙绰上疏曰：“昔中宗（晋元帝）龙飞，非惟信顺协于天人，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。今自丧乱以来，六十余年，河、洛丘墟，函夏萧条，士民播流江表，已经数世，存者老子长孙，亡者丘陇成行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，目前之哀实为交切。若迁都旋之日，中兴五陵，即复缅成遐域。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，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！温今此举，诚欲大览始终，为国远图；而百姓震骇，同怀危怯者，岂不以反旧之乐赊，趋死之忧促哉！何者？植根江外，数十年矣，一朝顿欲拔之，驱蹰于穷荒之地，提挈万里，逾险浮深，离坟墓，弃生业，田宅不可复售，舟车无从而得，舍安乐之国，适习乱之乡，将顿仆道途，飘溺江川，仅有达者。此仁者所宜哀矜，国家所宜深虑也！”
  孙绰之言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，都很有代表性，甚至在台湾岛上的时候，以司徒不群为首的所谓清流们，也成天在朝堂上这么聒噪。仔细考量，萧统也无奈地发现，江南乔迁之地，已成“安乐之风”；中原故土，反成“习乱之乡”。能保有江南“安乐之国”已经非常满足。历史上，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、收复中原为口号，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，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