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九年三月，中原解放区的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。至此，统一关内各解放区的货币工作基本完成。——第5、48页。」），汇兑、交通已畅通，一遇金融、物价风潮，必然牵动全国，除东北外无一地区能自保。
  根据上述分析，我们认为，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，为害亦小；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、物价风潮的困难大，为害亦大。因此，应该克服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，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物价混乱等大困难。
  （二）实行财政经济基本统一管理时，下级的同志可能产生一时不关心收入，只伸手向上要的情况，你们预见此点是完全正确的。但只要我们反复说明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，说明革命者的责任，并保证下级的开支，那末，预防和克服下级消极情绪是完全可能的。我们迫切希望你们在这次华东财政会议上，说服各地同志，既交出权利，又勇于负责，以此精神共渡难局。
  （三）在上述方针下，对于华东与所属地方的财政关系，我们主张对公粮不实行比例提成，地方税（注「地方税——是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。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○年四月一日发布的《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○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》中，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收和地方留用税收。各地征收的国家公粮、关税、盐税、货物税和工商业税，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，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指拨。其他税收，如存款利息所得税、印花税、交易税、屠宰税、房产税、地产税、特种消费行为税、车船使用牌照税等，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大行政区、各中央直辖省（市）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，划归地方留用；各大行政区所属省（市）人民政府应留用部分，则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省（市）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予以划分。决定还提出，中央人民政府给各大行政区、省（市）规定的国家公粮及税收任务，必须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和税种、税则、税率努力征收；超过部分，公粮按八成留归地方，二成上解中央；税收按七成留归地方，三成上解中央。——第49、58、65、71、158页。」）不采取分成办法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  （甲）税收中，除关税、盐税、货物税（注「货物税——是一九五○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《全国税政实施要则》中确定的一个税种，政务院同时公布了《货物税暂行条例》。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《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》中，对货物税作了修订。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《工商统一税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：货物税、商品流通税、营业税、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。——第49、65、178、199页。」）、工商税（注「工商税——即工商业税，是一九五○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《全国税政实施要则》中确定的一个税种。政务院同时公布了《工商业税暂行条例》。条例规定，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。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，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，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。——第49、65、96、107、178页。」）外，划一部分归地方收是好的，但地方征收的各项税款均要计算数字，规定任务，并与地方经费开支加以比较，多则上解若干，不足则由中央补助若干。超收部分，地方可提成百分之五十至七十。
  （乙）公粮收入，除经中央或各大行政区批准之地方附加（注「地方附加——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、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。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。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。例如，农业税地方附加，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，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。——第49、65，71、117、158页。」）归地方支配外，其余全由中央或大行政区支配。中央或大行政区根据省市全年或半年需要吃粮之预算，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分给地方管理使用。但吃粮以外，另拨粮食作财政开支时，大行政区须先与中央商定。粮食不能随便分散使用，必须集中使用于各大区之间，使用于各大城市的调剂，并且作为今后货币回笼的一个主要手段。属于中央掌握的粮食，由中央统一调度，地方负责保管。管理上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。这样就不会在公粮管理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。
  （丙）军队供给是否由军委后勤部统一，现正由后勤会议研究。未确定前，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先统归军区后勤部，向大行政区报销。
  （丁）大项目的投资（如铁路、工业、水利等）属于中央各部直接掌握者，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。属于大行政区掌握者，由大行政区管理。
  *注「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，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复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电报，并发中南、西南、西北等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。」
  上海工商界情况（一九五○年一月一日）
  上海工商界情况*
  （一九五○年一月一日）
  十二月三十日电悉，报告如下：
  （一）除奢侈品行业外，上海厂商（注「这里所说的厂商，指私营工商企业。——第51页。」）已比六七月大有转机，这是上海公私双方共认的。原因是内地原料去沪，华中、华南销路已开。西南解放（注「刘伯承、邓小平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同贺龙、李井泉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，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。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，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。十二月九日，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、西汉康省主席刘文辉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有邓锡侯、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，云南、西康两省和平解放。十二月下旬，进行了成都战役，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，二十七日解放成都。至此，西南全部解放。——第51、76页。」）后，情况必更好。
  （二）上海市委十二月三日电称，许多大、中厂负债多，难维持，要求贷款，否则有大批倒闭之险。这在当时也是确实的，但这是一时的情况，与六七月的困难本质上不同。
  （三）上海厂商这次困难的原因，是他们在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（注「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○年二月，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。第一次，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，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，物价上涨一点八倍。第二次，发生在七八月间，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，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。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，是第三次，也是最大的一次。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，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。第四次，发生在一九五○年一二月间，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，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。每次物价上涨风，都是从大城市开始，然后波及各地。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。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，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，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。一九五○年三月以后，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，市场物价趋于稳定。参见本书《制止物价猛涨》（第29—31页）和《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》（第32一33页）两文。——第51、55、77、113页。」）中，对波动程度估计过头，认为人民币会有更大下跌，利息赶不上物价涨的快，贪心太大。投机者举债买货，一般厂主宁肯举债开支（如发工资等），也不肯卖货，其利息重至每借一元（注「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。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，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。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。——第1、29、32、38、51、54、84、94、113、147、158、166、168、190、193、200、212、228、238、260、269页。」），月息二元。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物价稳而且降，出乎他们意外，于是急于抛货还债，但愈抛则愈贱，愈不易脱手，急于举新债以还旧债者愈多。因此，物价虽跌，但银根（注「银根——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。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，就叫银根松；反之，就叫银根紧。——第10、11、30、32、38、51页。」）仍紧，利息仍高，许多厂商周转不灵，叫苦连天。上海十二月三日电正是此种情况之反映。
  （四）我们于十二月八日先拨华东五百亿元，大部用作收购沪厂商品，小部用作贷款，并准备续拨一千亿元。这样。使我们在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（注「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——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一日召开，这次会议，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精神，着重讨论、研究了上海财政经济的基本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。——第52页。」）上完全居于主动。十二月二十二日华东财委称，只用了二百亿元，已解救了沪工商界的危机。
  （五）申新厂主荣毅仁（注「荣毅仁——一九一六年车生，江苏无锡人。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。——第52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