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约是被王门中人给“处分”了。他们信以为真了。
  王正亿在黄家算是安身了。而且到了窿庆年间，阳明大放异彩，正亿得袭伯爵位。到了万历五年，这位爵爷死了。他的儿子承勋继承了爵位，大儿子先进该袭爵。但先进无子，想过继弟弟先达的儿子业弘。先达的夫人说，老大无子，爵自传我夫，由父及子，爵安往？先进怒，改而过继本族的业洵。承勋死后，先进没等到办理袭爵的手续也死了。业洵知道他终非正宗嫡亲，爵位必归先达，便造谣说先达是收养的。建议将爵位给承勋的弟弟的儿子先通。纯属于拆烂圬。屡次讼于争朝廷，几十不决。到了崇祯年间，先通得了封爵四年，李自成进北京，把这位爵爷杀了。争来争去，争了个遭砍头的资格。
  良知不家传。爵位可以家传，一个伯爵爷在社会上那是了不起的贵族。王家因此成为浙东望族。万历六年册立了余姚人王喜姐为皇后。皇帝问皇后的亲属，皇后想夸耀自己的门廷，便说是与王正亿一家子。足见正亿的名头有名牌效应。万历年间，王阳明的侄孙辈的人在朝中当三品以上官的有六人，王家一度有中兴气象。但是在文化方面他们乏善可陈。王承勋有本《瑞云楼集》。王业洵还有点味道，因朝政黑暗，不赴科举，曾与黄宗羲等三人删《传习录》的失实处，重新刊行。阳明的九世孙王 隐居乡里，以教书糊口，曾为余姚龙泉山腰的龙泉井作铭，有这样两句：
  譬如良知，心体本然。
  第十三回 晚年化境
  １．光不仅在烛上
  嘉靖朝最大的事儿就是大礼议了。他想要本生父母也成为名义上的正牌皇帝皇后，因此与群臣发生激烈又旷日持久的争执。高潮是群臣－－有二百二十人集体跪伏到左顺门，请愿抗议。此前的书面抗议更是连篇累牍。明朝的文官真有点左性儿，前些时为谏正德南巡而集体请愿，能够集体行动是个了不起的特点，说明他们拥着共同的标准，这个标准来源于儒家文化被普遍奉行。 当然皇帝也几乎没有屈服过。这次是先派司礼监的的太监两次劝退，不听，还叫来了辅臣一起力争。皇帝便派太监记录诸人姓名，抓走了八个为首的。杨慎等便在外面撼门大哭。一时群臣皆哭声震宫阙。年轻的皇帝大怒，一下子抓了１３４人，另有８６人待罪。这些人分别受到发配、夺俸、杖责等报答。后来还有抗议的，轻则劝退，重则发配。史称“大礼未成，大狱已起。”最可惜的是杨廷和，在正德朝屡立奇功，而且嘉靖就是他用力从蕃王拉上龙廷的，但新天子就是要打掉他那个以皇帝为学生的鸟傲气。他比阳明还冤枉。大名鼎鼎的杨慎「升庵」因此案在边戍地过了后半生，并死在了那里。他临死前还只能说：“迁谪本非明主意，网罗巧中细人谋。”细人们是必须以迎合主意为手段，才能达到阴谋目的的。
  在专制的链条上，忠孝贤愚同归于尽，差别在于有前后而已。阳明没进京当官绕过了这场风波成了幸事了。杨廷和阻挠阳明入阁算是暗中保护了他－－噫！
  当大礼议起时，在京的学生来问怎样才对时，阳明不回答。他坐在碧霞池赋诗两律，其中有“却怜扰扰周公梦，未及惺惺陋巷贫。”觉得他们那种穷折腾相当无谓。
  这次新皇帝与旧大臣的较量，最后便宜了一些边缘小僚，使他们迅速走上中心舞台。他们引经据典的证明皇帝的要求是符合儒家规范的，于是获得越级提升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秘密在于皇帝需要新的支持者。张璁、桂萼，相当于刘瑾时代的“超拜”，他们最后蹬了阳明一脚。阳明在贵州的老朋友席书、学生方献夫、黄绾也因支持新皇帝而获宠骤起。他们抬了阳明一把，但也等于把阳明“送”了－－推荐阳明去平思田之乱，阳明客死归途不说，还被处了个擅离职守，又翻起了旧账，还把爵位给吵丢了。他们若不得宠，阳明至少在阳明洞能多清静两年，可能晚死两年。在他们的推荐之前也有推荐的，都未见效。他们走张璁的后门，才重新给闲了六年的老师安排了工作。用当时的官本位标准看，他们是报答了老师。但从思想史长河的得失来说，他们提前送走一代大师。－－唉！
  世事难言。用他在正德十六年纪念岳父的祭文中的话说：人生“中间盛衰之感，死生之戚，险夷之变，聚散之情，可悲可愕，可扼腕而流锑者，何可胜道？．．．死者日以远，生者日以谢，而少者日以老矣。”以后可愕可可悲可扼腕而流涕者，其又何可胜道耶？
  现场情况永远是复杂的，在专制的单行道上，你不撞他他撞你。不当官，不一定一身轻。明朝的官场有特点，明朝的文人有唳气。如果说，宋朝以收敛个性为主，那明朝以扩张个性为主。有所谓谁也不怕谁那麽一股劲。无事生非以显示自己，以高尚的名义打击异己，等等，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王华死后，阳明哀毁过分，有人弹劾王华生前曾收贿赂－－他主动交出来就正证明他收了；他是被迫退休的，不能按大臣的待遇追祀。阳明不得不起而抗疏。还有许多打上门来的事情，真是消极的找清净是找不到的。斗争哲学的产生往往有多方面的原因。
  朝中已有推荐他的声音，他是乎不动心。几次推荐也都没有成功。好在他他现在的中心工作是推广他的学说。要想真三不朽，还得看“立言”这一路。
  正印证了阳明的说法，烛光不尽在上面，到处都有光。阳明的光更应该普照民间，而不应该去挤庙堂那个窄门坎。
  ２．讲会传主义
  嘉靖四年九月，他回了老家余姚，建立了一个制度，就是在龙泉寺之中天阁，每月以朔「初一」望「十五」初八二十三为期，聚会讲论。他写了一个“学规”《中天阁勉诸生》，亲书于中天阁墙壁上，告诫同盟勿一曝十寒，要坚持月月讲、日日讲，不得动气求胜，长傲逐非，务在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。这种讲会制度，在阳明死后，蔚为大观。各地的王门学生，以这种形式光大王学，有了半宗教仪式、或宗教会社的特点。
  这个中天阁后废为庵。清乾隆年间改建为龙山书院。后又不断重修。现为文献馆，收藏着阳明的家书等文物。阁的下方有余姚四先贤－－严子陵、王阳明、朱舜水、黄宗羲的古里碑亭。在阳明的碑亭石柱上是乾隆年间余姚知县的题联：“曾将大学垂名教，尚有高楼接瑞云”，亭额是：“真三不朽”。阳明当年若满足作一个龙泉诗社的诗人，他这一生也就白活了。
  在阳明未死前，即嘉靖五年，刘邦采在安福首创惜阴会。阳明为之作《惜阴说》。这个惜阴会每隔一个月聚会五日。次年，阳明出山去解决广西民变，路过江西吉安，寄信安福的同志，说当时怕成虚语，现在听说远近来与会者竟有百数，可见良知之同然。他用程明道的话勉励同志们：“宁学圣人而不至，不以一善而成名。”不够一年天气，远近闻风而至者已经百数，尔后日益发展，等到嘉靖十三年，邹守益、刘邦采等等在惜阴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复古、连山、复真书院，并订立了平时的四乡会章程，春秋两季，合五郡，出青原山，为大会。 用《年谱》的话说：“ 于是四方同志之会，相继而起，惜阴为之倡也。”
 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，不但是后来复社之类党社活动的雏型，也是中国政党的本土原型。
  这个“光”可不是烛光了。
  还是嘉靖四年，阳明的学生在越城区之西郭门内、光相桥东建立了阳明书院。十二年后，加上了“阳明先生祠”的内容。因为阳明死后，依然有许多学生来居，依依不忍去，于是身为巡按御史的周汝员便给同学建立这个居住地，供人们永久瞻仰先生的无量功德。
  ３．左右逢源，方是良知用事
  钱德洪、王畿乡试中了举，但没有进京参加会试，坐船回到了山阴， 阳明非常高兴，让他俩当助教，凡初入门者，都让他俩引导，等志定有入，有了基础之后，才正式接见。每临坐，先焚香默坐，无语，找感觉，然后让学生试举，立即予以针对性极强的点拨。大凡是灌输一种哲学化的生活方式，也就是说在有限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无限的意义。但是绝不酸，不作傻诗人模样，毋宁说象“老吏断狱”，一个有变必应的儒侠。现存他的语录大多是关于具体生活问题的表态。验证道行的高深与否，不在谈玄，而在具体世事面前通不通。
  一个学生问：“我只是于事上不能了。”阳明说：“以不了了之良知。 ”学生一时难解，但也没想好，不敢再问。阳明接着说：“所谓了事，也有不同。有了家事者，有了身事者，有了心事者。汝今所谓了事，盖以前程事为念，虽云了身上事，其实有居产业之思在，此是欲了家事也。若是单单只了身事，言必信，行必果者，已是好男子。至于了心事者，果然难得。若知了心事，则身家之事一齐都了。若只在家事身事上着脚，世事何曾得有了时。”
  有人说虑患不可不远，阳明说：“见在福享用不尽，只管经营未来， 终身人彼而已。”为了将来而失却现在可是中国教化观的总帐，心学与那种理念论的区别盖在于此。它是现世的，但又要在刹那之间找到永恒－－这就需要找到良知了。
  学生问：“举业有妨为学否？”阳明说：“梳头吃饭有妨为学否？ 只要去做就是学。举业是日用间一事，人生一艺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