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当官是汉代汲黯式的---"卧治"。基本上是足不出户，两拨千斤，抓住扼要问题，以点带面，攻心为上，感化优先，风流而治。但他还是觉得"烦"，不堪繁巨。也有人嘲笑他象大姑娘了。最后，他解嘲式的出来走走，也是到本地的风光区游览，寺院中小憩一下。这跟他的身体状况有关，也跟心态有关。他对尘世的繁华毫无兴趣。也没有一般当官即美的知觉系统。他总是焦虑，总难忘怀责任:"忧时有志怀先进，作县无能愧旧交。"能说大明帝国人才济济么?象这样的大才当个知县，而秉国者却那么缺德少才。他心里其实哭笑不得，但还要这样来"自觉"自己:"身可益民宁论屈，志存经国未全灰。"他可惜自己这三年时间白耽误了，现在"逢时"可以出来干点事情，但在那样落后的地方，没有学习，没有进步---他这种人就是这样，每天都在追求日新日日新，却因此而总觉得没有长进。相反，那些固步自封的人却总觉得自己天天天下第一。---对自己不满意的心学家才是真正的心学家。这是他与其沾沾自喜的后学门徒的根本区别之一。他说自己治理繁剧的行政事物的能力不如古代的百里溪，而百里溪是法家，看来他不象纯粹的儒生那样排斥法家。他有点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劲头。
  他的公馆旁边就是寺院，他理论上要排斥社会上崇拜佛老的风气，内心里却喜欢寺院道观的肃穆气象。有一次，他去本县的香社寺，本想去午休，结果寺院隆重其事，"佛鼓迎官急，禅床为客虚。"要排大老爷的马屁，他却觉得很可笑。他感兴趣的是山光水色，是花开花落所包含的生命情意。
  ４．刘瑾伏诛
  "多行不义必自毙"本是郑伯用"因"字诀，让太叔段自我暴露自找倒霉的一种策略，后来成为伦理信念，成为儒家劝导人用长时段眼光看问题的一种教义。尽管有时候是并不灵光的，但应验的事例还是在所多有。刘瑾总算将炸药积聚得差不多了，点燃炸药的是杨一清。这个杨一清后来对阳明始用终忌---并不是反对同一个敌人的都是朋友。杨曾是被刘抛到监狱的人，后因群臣力荐才重新启用。没有这种动力，他也不会冒着灭族的危险来为国除奸。单是他个人也扳不倒庞然大物刘瑾。机会还是刘本人制造的。刘对军屯的土地实行新的税法，他派遣的征税人往往都如狼似虎。他们殴打了安化王封地中欠税的军民，安化王早有反志，现在正好以清君侧的名义宣布起事。列举了刘的几大罪状，传檄各边镇。收到檄文的边镇都不敢上报，只有延绥巡抚将檄文封奏朝廷。但这场流产的"暴乱"只折腾了19天，被安化王解除了兵权的宁夏游击将军仇钺，领着百余名社会闲杂人员就乘城中空虚，入安化府捉拿了安化王。这个仇钺因此和王阳明一样成为明代因平藩而被册封为伯爵。而且比王拿得顺利又简单。
  朝廷派大军前来镇压，杨一清为帅，张永为监军。张本是"八党"之一，因刘专权而与刘失和。等他们到达宁夏，就只有一个任务了，就是把安化王押送回京。杨乘间对张说:现在外患已平，国家的内患怎么办?在手掌上划一个"瑾"字。
  张说，此人日夜在皇上身边，耳目甚广。
  杨说，公也是皇上的亲信，让公来讨贼就是证明。现在功成奏捷，乘机揭发刘瑾奸恶，陈说海内怨望，皇上必定听信，杀了刘瑾，公也可以更受重用。
  张站起来说:"嗟乎，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!"
  杨还告诉张，刘正在准备造反，皇上危险，你也将很危险。张八月十一日，押俘虏进京。刘想推迟献俘日期，张觉得刘更是在谋划造反。传言刘的暴乱即将在发生，刘准备，在为他刚死去的哥哥发丧的那一天，乘机将去吊唁的官员拿下，立其侄孙当皇帝。
  张不执行刘的指示，加紧进程，但他献俘时已到了八月十三，刘并没有在发丧时暴乱。刘还参加了皇上款待张的宴会。等刘退出后，张将安化王的檄文交给皇上，向皇上挑明乱由瑾起，瑾已弄得军民不得了生，不除刘瑾祸将不远。而且刘将造反，迹象已很明显。鼓励皇帝嗜酒的刘瑾，没想到正德在酒后回答问题轻率，刘遂连夜被逮，并立即抄了他的家。抄出黄金24万锭，另57000余两，银元宝500万锭，另1580000两，珠宝器物不可数计，这些并不足以治大太监之罪，让他倒霉的是那些衣甲，弓弩，玉带等物。
  在午门前公开审问刘瑾。刘到这个时候还照样蔑视群臣，他说天下群臣尽出于我的提拨，他们谁敢审问我?理该主持审判的刑部尚书低头不语，那帮大臣二臣的都默然后退。有资格且敢审问他的人差不多都被他排挤到监狱，边疆，外地去了。江山毕竟是大明朱姓的江山，在关键时刻还是血缘起作用，一个王爷问他为什么藏着那么多盔甲?说为保卫皇帝为什么藏在你家里?就这样结束了这么大的国是案的审讯。刘被凌迟处死，剐了三天。
  群臣追论阉党官员，吏部尚书张采被逮，死于狱中。刘宇，焦芳已退休，消籍为民。处死了若干锦衣卫官员，罢免了若干刘党成员。一些被刘排挤打击的官员也获得复职，升迁。
  刘瑾的时代过去了。他的一些新的财税政策也全部废除了。
  这一年11月，阳明进京"入觐"。而调他到南京的调令是10月签发的，所以，他在《给由疏》中说十月调南京。
  ——续
  ５．实践论
  因刘瑾的打击面太大，王并不算特出的英雄。并没因受过迫害而获得例外的超升。只是恢复到贬谪前的阶级，仍然是个主事，还被安排到了南京，但《年谱》特书"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"。因为这个差使比知县略高，算地方官变成了京官，再进步起点高，台阶平。他11月入觐是例行公事，没有取得什么政治成果。到南京上班，对于他在政治进步不得力，当然这只是暂时的。最关键的是对已上了圣学轨道的他来说，这已并不重要，基本上无关宏旨。现在，他再回余姚，也照样要而且能创出新的学派来。这样，当官便成了"业余"的事情。能当官便运用权力行其"亲民"之道，把“明德”在民间“明”起来。若不能当官便运用学说之思想威力，照样可以"明明德"于全民全社会。这是阳明与那些官崽的根本区别，阳明的气节既来自这种"学"，也来自这种学给他的这种"能"。
  但他的更大的特点在于他并不是个宁静的隐士学者，他那套知行合一的学说要体现在"行"上，能行与否是检验确实"知"了没有的标准，而不是相反。固然在洒扫应对当中即可验证心体之明晦，但这只是王学的下限，他并不自限于此，他觉得若自限于此有负圣道，他自感有责任普度众生。所以，他在北京看见黄绾（字宗贤）有志于圣学大为激动，他说:"此学久绝，子何所闻?"黄说:"虽粗有志，实未用功。"王说:"人惟患无志，不患无功。"
  黄是王的老朋友储柴墟领到王下榻的大兴隆寺来的。王性喜住于寺院或道观。
  在中国要养高洁之智虑，还就是这种地方最相宜。刘瑾已成为"过去时"，王已游离这种浓云浊雾之上，已视刘瑾为区区不值一谈之物矣。他现在只有一个兴奋点，就是如何发明圣学。黄绾也以结识王为幸。他们又一起去找了湛甘泉。
  湛是当时活着的唯一与王质量对等的有自己独特的思想风采的"家"。王，湛，黄三人倾心相谈，这种"精神聚餐"美不可言。三人定"终身相与共学"。一相重视师友之道的阳明，现在找到了质量对等的朋友--黄后来至嘉靖壬午年春才拜王为师，再后来独立一派，并转而批评王学。湛当时的名气比王大，在缙绅圈中口碑比王好。因为湛纯粹且超然，尽管被人讥为"禅"，但还是赞其高明者多。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象王那么"狂"，那么热衷于现实政治事务，从而显得境界高远。湛对王那一套也始终有微辞。王骨子里有湛那内倾的一面，但湛没有王这外化的一面。在追求心体明诚这一点上二人难得的好同志。
  黄此时尚弱一截，只是其诚可佳，至少眼下还没有表现出"倾狡"（明史本传的评语）的体段身手，还是诚心倾慕圣学的。他气质中颇有"侠气"，不倾注心力去经营升官发财的"实学"，却来跟着他们"蹈虚"。而黄此时已是后军都督府都事，是很能与上峰说上话的人了。是他和湛就说服了宰相杨一清，把王留在北京。黄是个很有能量的人，也是个想有能量的人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比王要"实"得多。
  王于辛未年，即1510年，正月调任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。黄绾成了王这一时期论道的秘友。这一时期的《京师诗二十四首》八题，其中两题是写给黄的。还有两题是写给湛甘泉的。黄是个很有主意的人，换句话说是个习染深厚，机深心深的人，易堕"悟后迷"。王跟他谈道，用"减法"。一次，王因激动讲的太多了，他说遇见这样的对手，想不多也不行。但是他自谦其中有许多造诣未熟，言之未莹的地方。但大路子不差，是在做实功夫，他此时说的"实"恰恰是伦理功夫---在别人眼里正是虚。他给黄介绍经验:''思之未合，请勿空放过，当有豁然处也。"他借用佛教的"镜喻"，但佛教用镜子讲性空，王却用它讲儒家的性有。王用佛说儒，大凡如此。